franceburleon

凡是關心國際情勢的人都發現，激進情緒正瀰漫全世界，暴力事件隨時可能爆發。從IS的恐怖攻擊，川普在美國共和黨初選橫掃千軍，到歐洲極端民族主義興起，肇因儘管不同，反映出的都是同樣的躁鬱。躁鬱的原因一大部分來自全球化。不管是川普的反TPP，抑或歐洲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反外來移民，都是全球化所引起。一些歐洲政治分析家就指出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由於資本、貨物、服務、人員大量的自由移動，導致各國所面對的問題，無論是經濟、環境或社會，都不是憑藉其一國之力就能夠輕鬆解決的。但是要在不同國家利益、不同發展程度下協調各國的政策又絕非易事，因此執政者往往會感到挫折與力不從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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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全球化又帶來資訊的普及與網路的串聯，人們的知識與工具都大幅提升，擁有更多的資訊與能力向政府提出要求，可是政府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，又無法滿足伸向他的每一隻手。於是老百姓覺得政府無能，而要求換黨執政。可是換了政黨之後，情況依然如舊。原來靠一國之力無法解決的問題，並不會因為換了另一黨執政，而使這些問題忽然迎刃而解。因此所帶來的是另一次的挫折。這在歐洲看得尤其清楚。右派的政黨上台後解決不了問題，就換左派。左派政黨上台後情勢仍不見改善，於是又換右派。幾番輪替之後，人們發現左右兩派都解決不了問題，挫折與憤怒積蓄爆發出反體制、反現有政黨的情緒，轉而支持政治素人或其他激進的黨。這些素人或激進政黨，在立場上或左或右，也不見得就有解決問題的靈丹，但是卻讓選民有了情緒宣洩的出口。全球化帶來的是勞動人口的流動，以及產業與社會結構的改變。這對一般百姓的直接影響，就是工作機會的流失。其實工作機會流失的原因很多，舉凡人口的老化、對勞工過度保護的政策、政府的效率與廉潔、激進民粹的環保運動，都會影響到外國公司的投資意願與本國勞工的失業率。可是就失業的人而言，無論白領或藍領，失業的原因只有一個，就是外來的移民搶走了他們的飯碗，或外國的廉價商品打擊了本國的產業。這股情緒匯流成激進的民族主義，反移民，也反自由貿易。另一股激進主義來自文明的衝突，這又因中東的戰爭而激化。敘利亞的內戰帶來大批中東難民進入歐洲，其人數之多已非人道關懷所能輕鬆帶過。排山倒海而來的難民，讓歐洲一下子慌了手腳。難民不會搶奪歐洲的工作機會，但是基督教的歐洲一下子面對回教難民像海水般地湧入，其焦慮完全可以想像。這已不是文明衝突的問題，是一下子心理、社會、經濟結構不知該如何調適的焦慮，於是反難民與反移民的兩股力量開始結合，對歐洲的現有政治勢力形成重大威脅。可是移入歐洲的難民融不進現有社會，在經濟上又被邊緣化的情況下，又成為回教激進組織如蓋達與伊斯蘭國等發展勢力、吸收新血的溫床。文明衝突在經濟與社會因素的催化下，愈演愈烈，伊斯蘭國勢力的擴張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國際情勢的發展，也讓美國在國際舞台感到力不從心。儘管歐巴馬在外交上屢有建樹，與伊朗達成限核協定、與古巴復交、與中國合作達成巴黎氣候公約，都是可以烙下歐巴馬印記的外交資產。可是對國內失業的白人而言，卻覺得政府和老百姓脫節了，因為老百姓要的不是這個，他們要的是工作機會，不是在國際舞台上昂首闊步。一股反政府的情緒不斷醞釀，而終於幫川普掀起了川普旋風。於是我們看到的，不是各國高舉普世的價值，而是紛紛想閉關退縮、反移民、反自由貿易的激進風潮。加上亞洲方興未艾的民族主義，更讓國際情勢變得緊繃。這股緊繃可能會使全球化的腳步頓挫，也可能會讓國際互動的模式或遊戲規則改變，甚至會對現有的政治勢力進行洗牌。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。台灣也在這股風起雲湧的浪潮之中，我們沒有能力改變這股浪潮，但要有比他國更高的敏感度，才能根據情勢的發展，隨時調整我們的因應策略，有效維護國家安全。(中國時報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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